元阳县“十四五”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研究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是建设新时代团结进步发展的重要机遇期。能否在“十三五”发展基础上，进一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向更高水平、更高目标、更高阶段跨越，关系全县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关系城乡居民的幸福美好生活，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为此，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十四五”规划，对推动我县经济社会加快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发展总体思路

（一）工作思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推行法治社会为出发点，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积极扩大就业为保障，以完善市场调节机制、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为手段，以着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尽快扭转收入差距过大趋势为重点，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价格变动特点相适应、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二）基本原则

1、多措并举，增加收入。按照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同来源，创造条件，多方面提高城乡居民收入。采取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指导线制度、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加强社会保障等多种手段，确保城乡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2、突出重点，缩小差距。着力提高城乡居民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重点解决低收入群体和一线职工工资增长缓慢问题，缩小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完善机制，加强调控。发挥市场机制在初次分配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加强再分配领域政府调控力度，丰富和完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控手段，建立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居民收入增长机制。

4、部门联动，综合施策。各部门根据职能分工，进一步细化实施方案，按照“紧密配合、形成合力，县乡联动、统筹推进”的原则，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总体目标。

（三）基本目标

综合目标：按照国家“提高两个比重、实现两个同步”的要求，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体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2019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693元，比上年增长10.75%，预计“十三五”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55元，年平均增长962元，年平均增长9.0%；预计到“十四五”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365元，年平均增长1163元，年平均增长8.5%。其中，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65元，比上年增长10.6%，预计“十三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17元，年平均增长778元，年平均增长9.9%，预计到“十四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74元，年平均增长1111元，年平均增长9.0%。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060元，比上年增长8.0%，预计“十三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705元，年平均增长2364元，年平均增长8.4%；预计到“十四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576元，年平均增长3103元，年平均增长8.0%。

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现状分析

（一）城乡居民收入发展状况

从城乡居民收入结构看，2019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693元，比上年增长10.75%。其中，工资性收入8392元，增长10.65%；家庭经营性收入1304元，下降27.4%；财产性收入193元，增长82.1%；转移性收入1126元，增长6.66倍。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为78.48%，经营性收入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为12.19%，说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家庭经营收入是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预计“十三五”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48元，年平均增长742元，年平均增长8.1%；预计到“十四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365元，年平均增长1163元，年平均增长8.5%。

从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看，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65元，比上年增长10.59%。其中，工资性收入7508元，增长13.1%；家庭经营性收入1216元，下降33.5%；财产性收入167元，增长2.19倍；转移性收入575元，增长27.4倍。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为79.3%，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为12.8%，说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预计“十三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17元，年平均增长778元，年平均增长9.9%；预计到“十四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74元，年平均增长1111元，年平均增长9.0%。

从城镇居民收入结构看，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060元，比上年增长8.0%。其中，工资性收入24516元，增长9.6%；家庭经营性收入2908元，增长1.3倍；财产性收入670元，下降3.9%；转移性收入4967元，增长65.6%。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为74.2%，经营性收入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为15.0%，说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预计“十三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705元，年平均增长2364元，年平均增长8.4%；预计到“十四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576元，年平均增长2574元，年平均增长8.0%。

（二）城乡居民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状况

中等收入群体，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等的人员群体。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健全的社会结构必然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即中等收入者占最大比重，富裕者和贫穷者都占极少数。也就是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提到的“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要实现这种结构，就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对于经济发展有全面的正向影响作用。首先是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其次，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能够有效的促进技术创新。最后，能够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按照收入五等份分组的要求，2019年最低收入户比例4.0%；低收入户比例0.0%；中低收入户比例6.0%；中等收入户比例7.3%；中高收入户比例19.3%；高收入户比例63.3%。

（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析

1、城乡之间差距分析。一是城乡收入比为3.49，与全面小康目标值≤2.80差距大；二是基尼系数为0.40，基尼系数是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三是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比为2.46，与城乡居民收入比要好；四是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分别为38.5%和36.2%，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2、城乡内部之间差距分析。高低收入差距城镇大于农村，城镇最低和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比8.4倍，而农村最低和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比5.6倍。

3、与红河州及十三个县市对比分析。一是与红河州平均水平对比差距大，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差距分别为3121元和3105元；二是区域间对比差距大，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分别是城镇弥勒市和农村个旧市，差距分别为5083元和7587元。

4、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与小康标准对比分析。按照全面小康目标参考值的要求，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相关3个指标，即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其中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住房使用面积2指标未达标。

三、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主要存在问题

（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全州平均水平、内地县市差距大。红河州平均水平对比，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差距分别为1.1倍和1.3倍；城镇为弥勒市最高，差距1.2倍，农村为个旧市最高，差距1.8倍。

（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发展同步性。2019年生产总值74.1亿元，增长6.5%；人均GDP为1.76万元，增长5.7%；人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8.1%，城乡居民收入发展快于经济发展。

（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包括地区之间差距、城乡之间差距、居民内部之间差距。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城乡差距比较大。大量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四）地方政府收入再分配调节力度能力有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应用财税政策工具，通过收入再分配，调节居民、地区间的发展差别，促进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地方财政自给率仅为5.6%，地方政府无力调节中央给予地方配套的资金调节能力。

（五）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保障水平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的功能仍比较弱，教育、医疗、养老未来预期支出压力大，只能增加预期性储蓄，从而严重抑制了即期消费。比如农村养老保险，60岁以上养老保险85元/月，由于地方无力配套资金，仅就中央配套资金尚未满足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需求。

（六）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2019年生产总值74.1亿元，投资67.4亿元，投资率90.96%。预计到2020年生产总值82.8亿元，投资74.2亿元，投资率89.61%，可以说明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同时发挥作用是经济增长的最佳选择，而消费和进出口拉动能力小。

（七）中等收入群体存在差距。世界银行提出：成人日收入10-100美元之人民币，即年收入3650元-36500美元。按美元与人民币1:7的保守汇率计算，年收入2.5万元-25万元人民币。一是中等收入群体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还不高；二是中等收入群体标准线上限人数比例不高。

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有利条件与制约因素。

（一）有利条件

1、经济的快速增长，产业转型升级，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供了支撑。一是国家层面，国家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扩大内需，加大财政对于民生和“三农”问题的倾向力度，加大对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大经济结构和产业调整力度等；二是省、州层面，实施民族文化强省、绿色经济强省和建设我国面向西南开发的“桥头堡”战略，在“桥头堡”战略中，国家支持云南省发展国际旅游业，放宽跨境旅游限制，对东盟国家旅客实现免签证入境，元阳县在全省“桥头堡”交通规划中处于重要节点，元阳县又是红河州南部六县“交通枢纽”和连接红河州南北“经济发展枢纽节点”，区位和交通优势明显；三是红河州着力打造“滇南城市经济圈”和红河哈尼梯田为核心的“红河谷”旅游品牌；四是红河州打造南部山区“六个百万亩”优势产业群和“四大”特色产业群的目标，为我县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发展契机和新的动力，为扩大就业、增加创业机会和促进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2、城镇化建设加快，城镇化水平提升明显，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供了条件。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将更有利于培育创业机会，激发创业潜力，拓宽就业领域，增加就业容量，吸纳更多的城乡劳动力就业，这就为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3、扶贫投入力度加大，脱贫攻坚成效明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加快，为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供了条件。

（二）制约因素

1、整体水平偏低问题。一方面，由于历史、基础薄弱、初始动量不足等原因。无论是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还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都以较高的点位超出全州平均增速水平，但总量却仍然以较大差距低于全州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总体偏低，并且生活水平差距大，必须改变经济增长完全依赖投资拉动的格局，建立与消费、进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机制。

2、人口素质制约问题。人口素质低会制约经济结构的调整，人口素质，包括人口文化素质和人口健康素质，将直接影响到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模式。当今经济的增长已经由主要靠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外延粗放型变为综合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所以，城乡居民总体文化素质偏低，是阻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整体提高的重要因素。

3、收入构成短板问题。财产性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是衡量居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准。城乡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分别为670元和167元，分别为红河州平均水平26.0%和72.1%。低水平的财产性收入构成状况，客观反映了城乡居民财富拥有量不丰富和经济活动中的投资渠道不畅顺的双重制约，成为城乡居民收入构成的短板。

4、增收基础脆弱问题。一是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现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二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对农民增收的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度大，农民工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普遍较低，绝大部分农民工从事的都是简单的体力劳动。

五、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对策措施议议议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能力。一是加大山区综合开发力度，着力推进“六个百万亩”优势产业目标和“四大”特色产业目标，提升农业经济实力，力争“十四五”农业增加值23亿元，年平均增长5.2%。其中，畜牧业增加值12亿元，年平均增长12%。二是加快发展工业经济，着力转变跨越发展方式。按照“依托资源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园区带动发展”的思路，加快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做到做强矿产业、电力、糖酒、建材等优势产业，提升工业经济实力，力争“十四五”工业增加值13亿元，年平均增长14.1%。三是加大第三产业发展。紧紧围绕“哈尼特色、5A景区、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目标，本着“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原则，全力将旅游业培植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力争“十四五”接待国内外旅客404.84万人次，年平均增长20%；旅游业增加值19亿元，年平均增长36.9%。 （二）落实积极的就业政策，降低社会失业水平。就业优先是贯彻和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居民获取和增加收入的最重要途径,因此,政府要把促进就业的政策优先于其他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切实提高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努力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一是扩大《再就业优惠证》的受益人员范围和使用效果，把再就业与就业型民营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二是加强就业的宏观调控,继续实行就业再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三是建立和加强就业协作机制；四是多少争取国家、省、州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予贫困地区适当的就业再就业资金补助；五是优化就业结构，促使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力争“十四五”全社会从业人员25.2万人，其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12.4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3.8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9万人。

（三）推进城乡体制改革，消除农民增收的体制性障碍。一是加快城乡一体化的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劳动就业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给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和平等的发展机会,让农民切实分享改革和发展成果，力争“十四五”高中阶段入学率80%以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95%以上；二是从财力、物力和技术等各方面加强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与保护，增强农业的自我发展能力；三是进一步加强对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四是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创业的金融支持；六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效率，力争“十四五”粮食作物播种植面积57万亩以上。

（四）建立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步伐。转变经济增长的单向目标，把提高居民收入放在首位，以和谐社会和社会公正为基础，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机制，逐步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群体比重。力争“十四五”城乡收入比≤2.8以下。

（五）加快推进城镇化工作力度。一是要加大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力度；二是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要从外延扩张、粗放发展转向内涵为主；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以户籍制度改革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四是切实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着力提升城市建设品质品味，推动城镇向生态化、特色化、景区化、人性化、现代化迈进，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力争“十四五”城镇常住人口25.7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

（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一是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二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三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大力培养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生力量，力争“十四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30%以上。